Neo Sora 谈《Happyend》中的友谊与抵抗

Neo Sora 谈《Happyend》中的友谊与抵抗——一部关于近未来东京的少年与锐舞派对的电影。

Kou sits isolated among classmates during a tense school assembly in Happyend.

故事设定在近未来的东京,Happyend 讲述少年 Kou 的故事:他和一群最好的朋友偷偷溜进锐舞派对,努力想顺利毕业,也总是追随着大胆的 Yuta。然而,迫在眉睫的地震威胁让政府收紧了对城市的控制,日益压抑的政治气氛正渗入校园生活。当人脸识别软件进入校园,少年们不得不直面步步逼近的法西斯阴影,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确定的位置。

政治觉醒在每个少年身上的样子并不相同。Kou 是韩裔,却在日本出生长大,至今未入籍,他的生活始终被持续的排斥所塑造。他试图表达这种挫败感,尤其是向无忧无虑的 Yuta 倾诉,却始终无法真正被理解。随着同学 Fumi 掀起一股学生抗争的浪潮,Kou 与 Yuta 之间的羁绊也不可避免地开始松动。

《Happyend》中,学生们围着一辆竖立在校园里的黄色汽车。

Neo Sora 的这部新片筹备多年,但它的上映时机再恰当不过。气候崩溃、民族主义的急剧抬头、对异见的暴力镇压,正让全世界年轻人的脑海中警铃大作。面对这一切危机,我们该怎么办?Happyend 给出了一些极为个人、动人心弦的答案——一幅关于个人革命与政治觉醒的肖像。但它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关于人们如何相聚又如何分离,以及这一切都没有关系。

The Cold Magazine (CM):能谈谈这部电影背后的灵感吗?

 Neo Sora (NS):我想最重要的情感动力来自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我二十出头时的那些情绪。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有多珍视生命中的友谊,友谊对我来说一直有多么核心。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分歧和我自己的政治觉醒,我最终与一些朋友渐行渐远,甚至断了联系。 

在大学里,我不仅加深了对社会如何运作的理解,也更深入地了解了日本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历史。这最终让我去研究 1923 年重创东京地区的关东大地震。当时日本已殖民朝鲜,许多朝鲜人被带到日本充当强迫劳工。这场灾难点燃了根深蒂固的殖民怨恨与恐惧。谣言开始四散——说朝鲜人在井里投毒、偷盗,甚至杀害日本人。这些全都不是真的,但媒体、政府和警察煽动了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最终导致六千多名朝鲜人遭到屠杀。

 大约在 2014 年,我在日本看到了那段历史令人不安的回响。右翼团体组织仇恨言论集会,普通日本市民高喊针对朝鲜人、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可怕口号。我突然想到:如果再发生一次同等规模的地震,有什么能阻止又一场屠杀,甚至种族灭绝的发生?这个思想实验,加上我自己因政治分歧失去朋友的亲身经历,真正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种子。

《Happyend》场景:Kou 和 Yuta 穿着校服、戴着耳机走路上学。

CM:为什么你决定在高中校园里、通过一群高中好友来描绘这种日益加剧的威权主义?

NS:我回想起学生时代的自己,拍这部电影的部分动力,就是想捕捉高中时那种自由自在、“无知是福”的感觉。但当然,那是个谎言。对一些人来说,尤其是没有特权的人,那些你或许能忽视的事情往往会渗入你的生活。我也认为,高中是这样一个时期——即使你还找不到语言去表达——你会开始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感到挫败或愤怒。你也许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表达,但你确实感受得到。高中正是你开始学习如何把这些感受化为语言的时候,但这个过程可能非常令人沮丧。 

 我上高中时也确实如此。我最好的朋友是我从小学就认识的人。当你和一个人相处了那么久,你会期待对方理所当然地理解你的一切。所以当对方不理解时——当然不会完全理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那会让人感觉像是一种背叛。这是一种错觉,对吧?以为对方应该完全理解你。而当他们做不到时,那会让人极其沮丧。

CM:这部电影非常关注特权如何运作,尤其是在种族和入籍身份方面。能谈谈你是如何书写这些主题的,又是什么促使你把它们放进电影里?

NS:我认为,没有特权的人在社会中必须付出一定的想象劳动。比如说,如果你有外国血统或根在别的国家,但你在日本出生长大,你仍然非常清楚别人期待你如何表现。你知道日本人对你有什么期待,也能想象他们如何看待你。但这种想象劳动并不是相互的。一个所谓“普通”的日本人,未必有同样的能力或需要,去想象像 Tomu 这个角色[一个黑人]所承载的全部根源与文化历史。他们可能不会去想在日本作为黑人究竟是什么感受,或者是怎样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塑造了 Tomu 的人生。所以,特权在人们如何相处、如何理解彼此这件事上,立刻制造出一种不对称。

 当 Yuta 这样的人对 Kou 说“我们是一样的”时,这种失衡就真正显现出来了。对 Kou 来说,这令人深感挫败,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的。Kou 必须应付特定的官僚程序,才能维持他的特别永住者身份,而这本质上是一种殖民残留。他每隔几年就得更新一次这个身份,才能留在日本。否则,他就得去申请韩国护照,尽管他从未在韩国生活过,如今与那里也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像 Yuta 这样从未需要思考或经历这些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些事情。这在他们的关系中造成了巨大的失衡。

特权塑造了我们如何看待他人,以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人们为何如此行事。对 Kou 来说,他没有保持中立的奢侈。当社会逐渐滑向威权主义或排外主义时,他的选择变得非常严峻: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同化于日本的规范,要么抵抗、反击。这些选项清清楚楚地摆在他面前。但如果你在日本拥有特权,你可能根本不必考虑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所有这一切——持续的付出、失衡、缺乏理解——不断累积,让像 Kou 这样的人感到极度挫败。

《Happyend》中,反乌托邦东京里被人脸识别软件捕捉的学生。

CM:我想问问贯穿全片的 techno 音乐和锐舞设备。能多谈谈这一点吗?

NS:早在我考虑拍长片之前,我脑海中最早浮现的画面之一,就是两个人抬着一只低音炮穿过日本漆黑的街道。这个画面来自我大学时的亲身经历。那时我筹办演出,得把低音炮从仓库里搬出来运到场地,一个人搬不动,需要两个人。这在体力上很辛苦,但我在那个画面中发现了某种非常有力量的东西——这种共同的劳动,这种联结。当我开始思考电影的主题,尤其是关于地震的部分时,techno 音乐自然而然地契合了进来。我想部分原因在于振动,techno 是要用身体去感受的。

 直到现在,每次去夜店或 techno 演出,我总喜欢待在低音炮旁边。我喜欢那些雷鸣般的贝斯线和底鼓在身体里奔涌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踏实、非常身体化。所以对我来说,那种振动既令人安心,又带着不祥。尤其在日本,真正的地震威胁始终存在,摇晃可能是深深焦虑的来源。所以我很感兴趣,安慰与恐惧这两种感受,如何能在同一种身体感觉中共存。techno 成为了连接这些感受的一座隐喻之桥。另外,我就是喜欢 techno。这大概是最简单的答案。但我确实认为,主题与音乐之间的相互呼应,对这部电影来说恰到好处。

CM:电影中浪漫与俏皮的时刻与其政治紧迫感并行,处理得非常细腻。你是如何书写这些元素的,又是什么促使你把它们放进电影?

 NS:浪漫是我拍这部电影时非常重要的参照点。我确实把 Happyend 看作一部三角恋电影——Fumi 和 Yuta 在争夺 Kou。但问题在于,这段关系的形式不是浪漫或性的,而是友谊。对我来说,人与人之间那种深刻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浪漫的。只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浪漫。 

我对友谊非常感兴趣,因为不同于爱情或家庭,友谊没有社会规则的约束,它可以是任何形态。对一些人来说,友谊可能是他们最深的关系,比与配偶或家人的关系更深。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只是随意的,比如一起喝酒、在酒吧聊音乐的人。 

但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一点却得不到任何认可,这一直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社会只庆祝或认可婚姻?尤其是我们都知道,比如在美国,超过 50% 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与此同时,许多人的友谊却持续一生。所以在写这部电影时,我想了很多。我想借用传统三角恋的结构,但把它用在友谊上。我把它拍得像一部爱情片,但情感的分量落在友谊的关系变化上。那才是真正的亲密所在。 

CM:我想问问电影更宏观的氛围——它与全球对气候焦虑、抗议遭镇压以及技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担忧产生了强烈共鸣。我很好奇,看着这部电影先在日本、再在国际上映,见证这些主题如何触动世界各地的观众,你有什么感受?

NS: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日本以外引起的共鸣反而比在日本国内更大。尽管我对日本的许多想象或预测如今正开始成为现实。比如即将举办的大阪世博会,为了筹备它,我看到铁路系统开始引入人脸识别支付系统。那种监控基础设施正变得非常真实。

与此同时,日本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也在抬头,就像我们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与香港和韩国等地相比,这部电影在日本的表现没那么强劲。我认为最大的因素在于,一个地方最近是否经历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日本,这种由学生主导的动员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但在香港,就在几年前发生过民主运动。而在[韩]国,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爆发了一场回应尹总统行为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有趣的是,那恰恰与我电影中首相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动用紧急法令试图保住权力。

 在韩国,某种东西真正被触动了。这部电影在那里非常受欢迎,但这种受欢迎是苦乐参半的。一方面,我很感激这部电影能如此深刻地打动人们。另一方面,它确实能引起共鸣,意味着人们正生活在电影所批判的那种体制之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电影越成功,就越证明事情有多糟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时刻真正打动了我。 

在韩国,一位观众告诉我,去年冬天在总统府前静坐抗议时,有人走过来递给他们一份kimbap[一种很受欢迎的韩国米饭料理,类似寿司],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待了太久。所以当他们看到电影最后学生们占领校长室的那一幕时,那一刻以非常个人的方式击中了他们。听到一个真正走上街头、为信念而战的人,觉得自己被这部电影看见了——这对我意义重大。正是这样的联结,让这一切都值得。

Neo Sora 电影《Happyend》剧照:黄昏时两名少年在东京的屋顶上交谈。

CM:你希望这部电影给今天观看它的年轻人传递什么信息吗?

NS:我通常不太愿意明确某种信息,因为我真心相信电影属于它的观众。话虽如此,拍这部电影时我心里确实有一个念头。如果看完之后,有人想拿起电话,打给一个很久没联系的朋友,那我就认为它成功了。我真的相信,重新与人建立联系,尤其是那些可能因政治分歧而疏远的朋友,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步。它能帮助我们开始理解,这些分歧为什么会出现——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为法西斯态度开脱或原谅它们。但我确实认为,这些信念的根源往往是恐惧。人们害怕——害怕未来,害怕环境崩溃,害怕资源日益减少。这种恐惧会让人们容易被那些寻找替罪羊的叙事所左右,告诉你问题出在“那个群体”或“那些人”身上。 

但更多时候,真正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关乎阶级,或社会中的权力失衡。所以我认为,开始反击这些叙事的一种方式,就是继续与人交谈。不只是和网上的陌生人对话,更要和你身边本就亲近的人对话。我知道这并不总是容易,但这样的对话是最初的几步之一。所以,如果这部电影能激励某人去联系一位失去联络的朋友,我会非常开心。但再说一次,电影里没有单一的信息——人们应该从中汲取最能打动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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