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十字(New Cross)的 Arthub Studios 旗下 Apparatus Gallery,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校体育馆被改造成了一个并不令人信服的幻想世界。观众被邀请进入一个半是歌舞秀、半是儿童动画的世界,但它更像是一座纪念碑,献给一个已经分不清何为真实的文化时刻。

《In Days of Heatwave: The Performance Factory》于 9 月 4 日至 6 日举办,灵感来自 2024 年格拉斯哥那场臭名昭著的活动:一场用 AI 生成广告宣传的 Willy Wonka 体验,承诺的魔法最终坍缩成一间近乎空荡的仓库、一群茫然的演员,以及警察的介入。艺术家兼策展人 Emre Ataman 并没有简单地讽刺那场闹剧,而是以它为透镜,观照更宽广的事物:一个表演、幻象与失望已成为日常状态的世界。
展览汇集了 Ballet for Non Dancers、Fi Isidore、Polly Plowden、Cecilia Sargent、Alex Heard 与 The Pegram Collection、Charlie Howell、Lucas D’Praser Corp 以及 Juliette Black 的雕塑、影像、文字、服装和现场表演,还有 Ataman 本人的作品。它的前提看似轻松:邀请一群艺术家在一座旧学校体育馆里搭建一个幻想世界,会发生什么?但答案与其说是奇趣,不如说令人不安。这是开着灯的逃避现实,一场心知肚明的展览——逃生舱口通往的,仍是同一个正在腐朽的现实。

Ataman 把《In Days of Heatwave》形容为其视觉艺术实践的延伸,在其中“策展成为另一种媒介”。每场展览都从一个主题出发,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艺术家与不同学科碰撞时所涌现的东西。“由此能构想出怎样的幻想世界?”他在展览文字中发问,设想一个“从技术加速、被监控、被管制的世界中开凿出来”的幻想。
这种炼金术式的方法是展览逻辑的核心。“这一次,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炼金,而不是照着公式来,”Ataman 说,“如果我们把一群表演者和雕塑放进这个巨大的空间会怎样?会碰撞出怎样的能量?”
Ataman 想要捕捉“某种感觉,或某种东西的精神、一种能量”,而当展览让这种感觉保持悬而未决时,它最为成功。Ataman 自己的作品是展览中最犀利的视觉笑话之一。Looney Tunes 角色的金属剪影从铝板上切割下来,安装在白墙上,乍看只是若隐若现、微微发亮的形状。随着光线和观者角度的变化,它们几乎消失;稍稍移动一下,Bugs Bunny、Tweety、Sylvester、Wile E. Coyote 等角色便清晰浮现。

作品的幽默在于一种不可能的外交。这些角色的身份由追逐、诡计和暴力定义:Elmer Fudd 猎捕 Bugs Bunny,Sylvester 跟踪 Tweety,Wile E. Coyote 追赶 Road Runner。然而当它们并排摆放时,就成了一份奇特的和平条约。“如果我把这些角色放在一起,让它们彼此共存,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更和平一些,”Ataman 解释道,“它们不再互相追逐、互相猎杀……只是静止地待在那里。”
它们近乎隐形的状态也有一种形式上的机智。Ataman 说,这些形象“像幽灵般的剪影”,“在视觉上难以辨认”,只有当观者走近时才会显现。这恰好是整场展览的隐喻:幻想就在那里,却已褪色。它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你站在哪里。
这件作品差点变得更加乌托邦。Ataman 最初计划把这些角色排成一个世界和平标志,但 Bugs Bunny 不见了。于是剩下的角色被重新排列,好让它们能够共存;与此同时,Lola Bunny 被放逐到了属于她自己的角落。“我觉得她真是个天后,”Ataman 说,“她值得拥有自己的角落。”正是这种荒诞与真诚的交融,赋予了展览张力。
展览的重心是 Juliette Black 的一对舞池,它们框住了 Ballet for Non Dancers 的宣言。这样的布置是刻意为之:迎接观众的是一份跳舞的邀请,艺术家们的演出鞋沿墙排列在文字下方。“我希望这个位置能起到邀请的作用,”Ataman 说,“邀请大家走进舞池——把包放在地上,尽情放开。”

Black 的作品承载着整场展览最动人的暗流。它源自她的毕业展《We Used to Dance in Technicolour》,重建了 La Dolce Vita 的舞池——那是她祖父和兄弟们于 1963 年在纽卡斯尔创办的夜店。过去六十年里,英格兰东北部的犹太人口不断减少,这件装置回到一个社群丰盈的时刻,却又让它在投影、扭曲与残缺的回忆中碎裂。
在这里,怀旧并非装饰。舞池既是档案,也是舞台,是个人记忆与文化失落交汇之地。这件作品“与一段正从文化记忆中渐渐消失的过去,构建起一场不稳定的对话”,同时又深植于家族历史之中。
Cecilia Sargent 的纸制名牌包(想想山寨的 Chanel、Dior 和 Birkin)散落在空间各处和展台上,其中一只被困在 Black 的舞池里。这样的组合让人想起夜店里“围着手提包跳舞”的仪式,把各自独立的作品变成一件关于社群、仪式与共享空间的沉浸式装置。它们山寨的浮华本身就是重点:这些物件一边要求尊重,一边又公开承认自己是假的。

Sargent 在影像中把这个游戏延续下去,扮演一位导游,把纽卡斯尔介绍成纽约:泰恩桥成了布鲁克林大桥,“北方天使”成了自由女神像。这场欺骗一目了然,却丝毫不减其诱惑。和展览的许多作品一样,它在追问:只要布景足够逼真,我们会多么轻易地接受一场表演。
Charlie Howell 把卡通母题推得更远:一个被拆解的匹诺曹,一把定格在闹剧动作中途的耙子,还有一段倒放的《Wizard of Oz》片段——Dorothy 关上了通往彩色世界的门,回到黑白世界。

展览的现场部分仅限于开幕之夜,有 Jaya Twill 的朗读和表演。她攀上体育馆的肋木,朗读了一段在非线性时间中运行的文本,文本中明显的记忆缺失让观众陷入困惑。

Ballet for Non Dancers 宣读了他们的宣言,向所有人宣布: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舞者。Sally Plowman 和 Cailin Cummins 则扮成小丑出席开幕。不过,即便开幕之夜过后,表演依然浸透整场展览,并留下它的残迹:纸做的裙子、麦克风、一张铺着粉色桌布的小圆餐桌,以及舞台布景本身。


Alex Heard 与 Mack Pegram 合作的、以文字为基础的纸裙是最清晰的例子。它们原本是为模仿时装秀的表演而做,如今则作为一场早已结束的活动的遗物伫立在此。Ataman 称它们是“一场早已发生的表演的遗物,以表演之后的形式陈列,供我们观看”。

这种“余生”赋予了展览一丝忧郁。舞台还在,表演者却已离去;留下的只有道具、服装,以及观众存在过的暗示。在 Ataman 的框架里,这映照着当代生活本身:在网上被搬演的身份,为市场而表演的自我,以及那个永恒的问题——表演结束后,还剩下什么。

Ataman 很清楚,幽默不是对严肃的逃避,而是在严肃中生存下去的方式。“我以前对待事情非常严肃,”他说,“就连我的艺术实践也像是一大堆关于事物的数据……但后来,在某个时刻,我想我放下了。”他们认为,这种释放是一种解脱。它打开了一种可能:创作“真正有趣、积极、轻松的作品”,同时仍能对当下传达批判性的信息。

对格拉斯哥 Willy Wonka Experience 的指涉让这一策略一目了然。Ataman 指出,那场活动靠“非常糟糕的 AI 广告”来宣传,一个个家庭为一个从未兑现的幻想买了单。在他看来,这桩丑闻凝结了一种更普遍的状态:“我们每天都在质疑事物的真实性……一切都在腐朽,正在变成一出悲喜剧式的失败。”

展览原本要命名为《Willy’s Chocolate Experience London Edition》,后来 Ataman 觉得这“太直白了”。即便有所弱化,这一指涉仍为展览提供了概念上的脊梁:一场对失败幻象的戏仿,最终成为对我们仍在不断买账的种种幻象的评论。
让《In Days of Heatwave》不止是一个聪明项目的,是它与场地的关系。这是 Ataman 在同一座维多利亚时代学校体育馆举办的第二场展览,此前的《Enfant Terrible》探讨了童年、权威、成功与失败。上一场展览借体育馆质疑学校语境下的社会工程,而这一次,体育馆成了一座舞台,表演与世界构建的方方面面都在这里被解构。
“我希望展览与场地之间有一种‘幽灵学’(hauntology)式的关系,”Ataman 说,他描述的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对话。
正是这种层叠成就了展览最好的时刻:卡通宿敌短暂休战;一座消逝的夜店在光影与投影中重生;纸做的奢侈品被以博物馆般的庄重对待;一座学校体育馆被改造成歌舞秀场。展览与其说提供了逃离,不如说揭示了我们对逃离的渴望,以及那种奇异而滑稽的悲伤——发现就连我们的幻想,到来时也有点山寨、有点迟到,在墙上微微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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